世界导报讯：（记者孙铭）2021年10月16日上午，在乐山驻京办会议室，因为乐山市农民工服务管理（北京）综合党委书记、乐山驻京联络处主任蔡凡接到回乐山参加市政府会议的紧急通知，所以由党委副书记刘劼代蔡书记主持、召开了乐山市农民工服务管理（北京）综合党委扩大会议，专门举行了一场专题学习活动。
会议邀请了我报常务副总编辑、首席记者、军挎记者陈龙狮去讲党课。我报，昨天已经快速报道了此新闻，受到读者的好评；但不少读者希望看到陈龙狮的讲话稿并收藏。现将陈副总的《演讲稿PPT》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珍藏。
党员和同志们：
大家好！
我知道，你们是乐山市农民工服务管理（北京）综合党委的领导、各县（市、区）在京农民工流动党支部书记和工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希望我来给你们讲讲党课。
我能为家乡的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上党课，感到荣幸骄傲和诚惶诚恐。我荣幸骄傲是有一对老红军父母，诚惶诚恐是担心水平有限讲不好；请大家多多谅解！
我叫陈龙狮，原名叫何龙狮，今年64岁，在党39年了；已在北京退休、养老定居，但还在北京乐山企业商会当会员和记者；从2019年开始，曾先后四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其中有2次就是中共北京四川企业商会流动党员委员会评选的“优秀共产党员”。
军挎记者陈龙狮每年都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参加《总理记者会》的工作
我是从2013年开始，参加了10多个红色团体的社团工作和10多家中外媒体的传媒工作。专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红色使者和红色记者，被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授予“2019中国红色文化传播大使”称号；我还继承了父亲“以记者身份掩护做情报”宣传工作，而最终成为京城小有名气的“军挎记者”。
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把这次党课分为两个部分：今天是讲父亲陈昌的党性故事，过段时间我再讲讲母亲何妨的党性故事，让我们大家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创辉煌。
每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副秘书长黎济明都为铁军战士陈昌同志特制邮票，纪念陈昌1926年12月参加革命、1927年12月3日入党、1931年起的隐蔽战线之战将，1965年和1981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他的革命历史和党籍，并举行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陈昌同志于1907年腊月初八，诞生在四川仪陇一个没落家族；1926年参加革命，参加了“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中尉排长，成为一名光荣的“铁军战士”；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贺龙总指挥的上尉随从副官，并由贺龙指定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他在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全军上下，挑选会玩武功、会打手枪的革命军人组成贺龙手枪队。终于，贺龙手枪队一班人，完成了贺龙总指挥及起义指挥部的安全保卫和贺龙总指挥交办的紧急任务。
2020年8月1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大厅悬挂对陈昌（贾佐）的评语
据有关军史专家的研究称：“南昌起义”开创了我党、我军所有重大起义中的“三个奇迹”，（一）起义在4小时内结束战斗并夺取胜利，（二）起义没有一位军队团级、地方科级干部被捕牺牲，（三）成功将起义指挥部主要成员送离南昌。这“三大奇迹”均与贺龙手枪队不无关系。即贺龙手枪队一班人不仅仅是一支警卫部队，还开创了我军首个特种作战部队的先河。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使上海党中央和中央特科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于是，陈昌同志从中央红军挑选出来，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他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郑重宣誓做一名“无名英雄”。从此，他开始了18年的隐蔽战线工作、解放初期还在重庆市公安局当了3年多的便衣警察之特工生涯，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要知道，凡是从事特工者只要活着，就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但父亲陈昌却在隐蔽战线上共计战斗了21年之久，是一位确实存在的、了不起的、传奇的“无名英雄”！
由于党的纪律和保密规定，我的父母是不会给无关人员，包括我们孩子讲述他们精彩的特工往事。所以，我真的讲不好这方面的红色故事；但是，我曾拜会了我父亲不少的老首长、老战友，亲耳聆听了他们演讲的精彩往事；我曾多次阅读了《陈昌同志自传》，还参与了父母的平反昭雪等工作。所以，我也就知道一点点相关内容。
因此，我就讲讲我父亲陈昌与党性相关的三件往事吧：
198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陈昌、2009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为何妨覆盖党旗，2009年何妨同志去世，经中共乐山市委老干局同意二老合葬在乐山人民公墓，实现了阴阳相隔50年团聚
（一）父亲在1927年，在中国革命最低潮时段，在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共党”的白色恐怖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敢参加共产党就意味着牺牲和奉献；
（二）从1937年，父亲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一直到1960年他被害去世前，他还要求我母亲：“你要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我一定能回到党的怀抱！”；
（三）在父亲弥留之际，他要求我母亲：“你年轻、漂亮，可以改嫁，但一定要将我们孩子要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
你们觉得如何？我就讲这三个小问题，你们想不想听？
一、我父亲陈昌在中国革命最低潮的1927年，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实行“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共党”的白色恐怖
我的爷爷陈子江是被官府欺压的“义匪陈子江”。在我父亲陈昌十岁时，爷爷被官府欺骗招安后被枪杀了。我父亲陈昌投奔爷爷好友张子侯土匪部，当上了“小老大”。他在著名的四川省华蓥山一带过了几年的绿林生活。最后，由我爷爷的部下贾增儒收养成为义子，改名为贾佐。我父亲陈昌在这支土匪部队中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和好枪法之本领。这为他成为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保卫工作者和红色特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2年，我父亲陈昌在学校因为反抗地主孩子的欺压，痛打了小地主而不得不离开学校（故乡）。1924年他在“川军第六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1926年在“吴佩孚军官团军士队”毕业，在湘鄂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尉见习参谋，参加了第一次的“北伐战争”。1926年底，他在“丁泗桥战役”中，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所俘。安排在国民革命军11军“军官教导队”学习、改造，受到俄国顾问鲍罗亭、政治部主任陈兴林等同志的马列主义教育。在培训、改造完毕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20师补充团任中尉排长、24师司令部任中尉副官、26师司令部任上尉副官，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从此参加了中国革命。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确定了“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共党”的决策，全国各地大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得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走向失败，中国革命出了第一次低潮，即大革命遭受严重的摧残！
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没有自己的武装是不行的，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起义。这时，我父亲由国民革命军十一军26师吴仲喜师长担保，将我父亲陈昌介绍到贺龙的身边做贴身警卫工作。最后，他们在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此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河！
我父亲陈昌参加了“南昌起义”，……，他率领贺龙手枪队一班人在送走最后一位起义将领谭平山同志后，他在广东惠来县的一个无名山头向周恩来汇报了综合情况。之后，他奉周恩来的命令：将他手上的贺龙手枪队队员悉数移交给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周恩来的卫队)李明柯营长，即由李明柯从此接管了贺龙手枪队，于是我父亲陈昌到香港复命，结束了贺龙手枪队队长的工作。
我父亲陈昌于1927年12月3日，在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由父亲的八一战友尹人杰叔叔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的父亲陈昌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的献给了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由贾佐改名叫陈昌的往事，是值得一提的红色故事。这是我父亲老战友林向北在2009年告诉我的往事：
今年，103岁的四川地下党员林向北的生日照
林老现年是103岁的四川老地下党员，现在定居成都。他是当今我父亲最后一位在世的老战友。林老是1937年结识我父亲的，在解放前林老最崇拜是两位陈先生。一位是他的岳母陈联诗、另外一位就是陈昌。陈联诗就是四川人非常崇拜的“双枪老太婆”之原型，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巾帼女英雄！而我父亲陈昌曾于1936年就与陈联诗结拜为姐弟，是一对患难生死之革命战友。
在重庆解放后，林老就在国家“一五”规划中165个重点项目的中国西南狮子滩水电力发电工程局（简称狮子滩水电站）任办公室主任和供应处长兼党支部书记。我父亲陈昌因为被冤屈被捕、坐牢，虽无罪释放但重庆市公安局不安排工作，我父亲只好求救董必武同志，被董老安排到狮子滩水电站工作。恰好就是林向北代表狮子滩水电站到重庆接陈昌到长寿湖工地的人员，这两位老战友终于又一次见面了！
在狮子滩水电站时，我父亲经常向林老汇报工作情况，他俩经常聊天。林老问我父亲：您在什么时候，改名叫陈昌的？父亲告知林老说：我当时叫贾佐，1927年入党时，要填写相关表格，其中有名字（代号）一栏。我本家原姓陈，我又刚刚参加完南昌起义。不妨回归本姓和纪念此次武装起义，所以就叫陈昌吧。这就是我父亲名字的由来，由此可见他的名字陈、昌，就与党员和南昌起义紧紧关联的，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二、我父亲陈昌用了23年也没有回到党的怀抱，成为他的终生遗憾
1936年12月，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个事件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合作，开创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此时，我父亲陈昌和中央特科的老战友陈养山伯伯、陈克寒叔叔等，正好在重庆兴办《新四川通讯社》，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因为蒋介石一味反共，已将四川的中共情报系统几乎摧毁，就剩下这个谍报站了。我父亲任社长、陈养山任总编、陈克寒任记者，上演了中央特科的经典案例“三陈闹四川”之精彩故事。
1937年，因为《新四川通讯社》工作相对稳定后，中央特科先后将陈养山、陈克寒调回上海，又把我父亲陈昌的“组织关系转至中共中央长江局，联络处湖南长沙某医院。”而我父亲始终联系不上接头人，从此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
特工人员失掉组织关系是经常的事情，但是我父亲陈昌无论多么努力，也找不到自己的领导人。因为当时都是化名，工作单位又不稳定，谈何容易呀！
我父亲陈昌在一生中最为关注的就是党员同志这一称谓，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艰辛地寻找党组织，一直到1960年辞世，整整23个年头呀。他如饥似渴想回到党的怀抱，最终成为遗愿！
我父亲陈昌最后一位领导人董必武同志曾多次开导他，董老说：你是一位打入敌人心脏的高级情报人员，你的条件是一般人很难获得的。党组织需要你，不能满足你回到延安接受审查，或派到第一战场上与敌人真刀真枪干的要求。我俩一旦失掉联系了，你就到中央找我，我就能证明你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被捕的，一旦找到你的领导人，我就能帮你恢复组织关系。
就这样，我父亲陈昌就一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在没有组织关系、但一直存在工作关系的情况下，默默无闻的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一直到他生命终结！
他在《陈昌同志自传》结尾时，他总结了他失掉组织关系（掉队）的原因和渴望回到党组织的心情，他对党组织说：“我是满怀着信心争取归队，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命运曾经要摧毁我，使我掉队。但是，我说绝不投降，继续前进，必须得胜。正因为我周围有党给予我温暖的抚爱，我正兴高采烈地迎接生活---迎接这重新归队的生活。’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党，只要我活着一天，我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从思想上的根子和灵魂最深处，认识到我掉队的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的作风没有彻底得到改造。所以，我必须挖掉这个坏的思想根子，才能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更必须做到完全牺牲一己的私利，不怕如何困难和危险，终身以工人阶级的、全国人民的、全人类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三、父亲陈昌在弥留之际还要求我们孩子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体现了他的责任感
据我的母亲何妨回忆：你的父亲陈昌和林向北于1958年双双被补划为“大右派”，又双双押往水电站大坝强制劳改，工资和补贴都扣除大部分，只能维持生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的“粮食关”已经危及到狮子滩水电站了。你的父亲毕竟年过五十了，没有吃的、又没有休息，人都浮肿了，医院大夫开的病假条也被管教人员撕毁。你父亲每天的工作量根本完不成，他只好每天加班加点的干活，依然干不完呀。
在1960年1月25日22点左右，你的父亲被值班的工友们发现他躺在工地上，于是工友们将他从大坝工地抬到了狮子滩职工医院。送进到医院后，你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医院立即派人叫我（我是医院的护士）：何大姐，你马上带着你的儿女到医院。我和姐姐陈世英、哥哥陈伟光（在父亲未平反昭雪时我跟着母亲姓，平反后由中组部协调才改为陈姓。因为我的哥哥陈伟光在文革遇害，我就是他俩唯一的一位陈姓的儿子了）赶到医院，最后与父亲告别。
在父亲陈昌的病床前，这时我的父亲已经属于弥留之际的状态了，他断断续续地对我母亲说：我这次不行了。……你要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我一定能回到党的怀抱！……你，年轻、漂亮，可以改嫁，……但你一定要把孩子们养大，让他们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于是，在1月26日凌晨，我的父亲陈昌带着遗憾，驾鹤西去了，享年53岁！
最感人的是：他就在死亡面前，想到了自己的夙愿（回到党的怀抱）和自己的责任（要求孩子们赓续自己的步伐），移交给自己妻子。
因为，在父亲陈昌的一生中他都以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而自豪：但是在临近死亡的期间，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成为了“右派”，是一位“反党分子”！他觉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靠他自己是不能回归党的怀抱了，成为他终生遗愿！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妻子何妨帮他回归党的怀抱！
其次，我的父亲作为革命者，他最希望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接好革命班。如今，他已经濒临死亡，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任务了。他只好求救自己的妻子何妨，帮他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这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这也是在新时代需要党员同志应该传承的红色基因呀！！
今天，我父亲陈昌的党性故事讲完了，你们满意吗？
我留下了一个悬念，陈昌的妻子何妨，我的母亲是如何完成他的导师、战友、丈夫的“两个遗愿”的？
且听下回分解“我母亲何妨的党性故事”，要不要听？好不好？谢谢大家！
四川籍老红军、老党员陈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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